俗话说“无川不成军”，山河飘摇的抗战岁月里，千万巴蜀儿女挺身而出、浴血赴国，以热血与牺牲扛起民族重任，为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立下不朽功勋。

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一支纯粹由四川子弟组建的红军劲旅就已经出现了，它就是红33军。

作为红军序列中极具特殊性的川籍军级部队，这支部队扎根巴山、浴血蜀水，历经无数烽火淬炼，书写了悲壮厚重的革命篇章。

那么这支承载着巴蜀热血的红军部队，最后怎么样了呢？

川东游击军的艰难崛起之路

红33军的前身，是王维舟在川东苦心经营多年的川东游击军。

民国年间的川东，被各路军阀分割把持，刘湘、刘存厚轮番压榨地方，苛捐杂税层层叠加。

老百姓既要承担繁重劳役，又要饱受战乱侵扰，底层百姓苦不堪言，革命的火苗就此在巴山深处悄悄燃起。

1929年，王维舟、李家俊顺应民众的反抗呼声，领导发动固军坝起义，拉起一支300多人的革命队伍，创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，正式开启了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。

这支队伍的战士大多是种地的农民，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、武器破旧匮乏，却凭着不甘受压迫、保卫家乡的初心奋勇杀敌。

一年之内，他们接连击退军阀刘存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，队伍规模扩充至千人，稳稳扎根在宣汉、万源、城口三县交界的山区，建起了稳固的游击根据地。

同时，四川军委书记李鸣珂潜入军阀郭汝栋的第20军开展兵运工作。

他成功策动部分士兵起义，起义队伍奔赴罗云坝，与当地农军汇合，整编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路，川东革命就此形成两地联动、双线发展的新局面。

但早期革命道路曲折艰难，1930年受“左”倾冒险错误路线影响，上级下达远征指令，要求游击军离开深耕数年的川东根据地，远赴湖北作战。

当年5月，游击军第一路千余名将士奉命东征，孤军深入湖北房县后，陷入敌军重重包围。将士们浴血死战、拼死突围，最终因无援无补、寡不敌众，大部分壮烈牺牲。

而驻守长江南岸涪陵、石柱一带的第二路游击军，也遭到刘湘部军阀的重兵围剿，损失惨重，川东革命一度陷入低谷。

虽然处于绝境之中，但革命的火种从没有熄灭。

1930年7月底，王维舟再次挺身而出，组织虎城场、南岳场工农起义，联合梁山农军整编出川东游击军第三路，由李光华担任司令员，王维舟任副司令，队伍再度恢复千人规模。

可队伍还没来得及休整稳固，就接到了“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”的激进作战任务。

1930年8月，部队在西乐坪遭遇敌军伏击，全体将士苦战三昼夜，伤亡过半。司令员李光华重伤被俘，面对敌人威逼利诱，始终坚贞不屈，最终英勇就义。

危急关头，王维舟拼死收拢残部，带队退守梁山、达县、大竹三县交界的深山，坚持隐蔽游击斗争。

接连两次惨痛失利，让王维舟彻底认清了盲目强攻的弊端。他及时调整战术，放弃硬碰硬的打法，依托川东复杂的山地地形，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法，避实击虚、伺机歼敌。

经过1年多的休养生息、重整队伍，川东游击军满血复苏，整编为三个支队，兵力快速壮大。

这支扎根乡土的革命队伍，长期牵制四川军阀大量兵力，守护了川东革命火种，也为后续红四方面军入川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，筑牢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军事根基。

从游击星火到正规红军的蜕变

1933年，历经多年艰苦斗争的川东游击军迎来发展转机。

王维舟结合斗争实际，对队伍开展系统整编，划分出三支作战支队：

冉南轩带领第一支队驻守宣汉西北，王波率第二支队把守宣汉东部，蒋琼林的第三支队活动在达县、开江、梁山交界山地。

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持，游击军不断发展壮大，会师之前已经达到2000多人，成为川东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。

同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挥师入川，打响宣达战役，一举击溃刘存厚主力，解放宣汉全境。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全力配合作战，两支红色武装胜利会师。

红军主力到来的消息传遍乡野，当地百姓备受鼓舞，不少庄稼汉放下锄头就赶来报名参军，到处都能听见老百姓的呼声：“跟着红军，不再受军阀欺压。”

短短数日，游击军规模再度暴涨。

11月2日，宣汉西门大操场聚集4万多名军民，一场盛大的整编庆祝大会就此召开。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站在台上，当众宣读改编命令：

“从今天起，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！”

台下军民欢声雷动。军部设在黄石场三湾岩，王维舟出任军长，杨克明担任政委，罗南辉为副军长，同时配齐政治部、后勤、医疗等整套机构。

部队以原来的三支游击支队为基础，扩编成3个师、9个团。第97师驻扎达县蒲家场，第98师驻守清溪场冉家垭口，由冉南轩执掌；第99师安营南坝场，王波担任师长。

全军一万多名战士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川东子弟，熟悉巴山的每一处山谷隘口，作风朴实勇猛，成为红四方面军一支颇具地方特色的劲旅。

只是这支土生土长的部队，之后也难逃张国焘错误肃反政策带来的磨难。

建军之初，大量新参军的工农子弟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整训，严峻的考验便接踵而至。11月，刘湘调集20多万大军发动六路围攻，企图彻底摧毁川陕苏区。

红33军被部署在宣汉杨柳关到开江高桥一线，承担绵延200多里的左翼防线防御任务。战线拉得很长，兵力分散，地形复杂，对这支新军是极大的考验。

王维舟、杨克明亲临前线指挥，战士们没有被强敌吓倒。

面对敌人一波又一波冲锋，将士们依托山地顽强死守，白天拼刺刀，夜里修工事，苦苦坚守一个多月，打退敌军数十次进攻，为主力红军调动集结争取宝贵时间。

但这场硬仗也付出了沉重代价，第97师伤亡尤为惨重，不少川东子弟永远留在了这片大山之中。

红33军的悲壮落幕

六路围攻硝烟散去，红33军虽然死死守住防线，却没能等来休整补给的机会。

受川陕苏区物资匮乏叠加肃反扩大化的双重影响，这支浴血拼杀的川东子弟部队，兵员、弹药都没有得到及时补充。

战后，上级以伤亡过重为由撤销第97师番号，还把作战损失归罪于政委杨克明，指责他指挥失当，免去其军政委职务，调往地方部门工作。

杨克明离开军部时曾对身边战友感慨：“个人得失不算什么，只可惜部队这么多好战士白白流血。”

后来他先后出任补充师政委、独立师师长，重新回到战场，但红33军已经元气大伤。

1933年底到1934年，部队内部接连开展多轮肃反运动。

这场错误的内部清洗，让一大批从川东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基层指挥员蒙受冤屈，数百名对党忠心耿耿的指战员惨遭错杀，第98师番号也被撤销。

短短1年时间，建军时一万多人的红33军，兵力锐减到不足4000人，只剩下第99师还保持完整建制。

军长王维舟接到前往总部开会的通知，抵达之后就被留在红四方面军总部，再也没能回到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部队。

骨干凋零、编制压缩，重重打击之下，红33军再也无力恢复往日的实力。

1935年3月，红四方面军开启长征，伤痕累累的红33军编入左路军序列。

这些巴山故土走出来的农家子弟，背井离乡踏上远征，一次次翻越雪山、三过茫茫草地。高寒、饥饿、沼泽不断吞噬战士的生命，无数川东青年永远长眠在西北的荒原之上。

1936年1月，在丹巴的整编中，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5军，这支全部由川东子弟组成的军级红军，番号就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从1933年11月建军到撤销番号，这支部队存续2年有余。改编之后，原33军将士继续跟随红5军征战河西，绝大多数人在惨烈的高台血战里壮烈殉国。

回望一众将领，命运满是悲壮。

王维舟历经磨难坚持革命，建国之后投身地方建设；副军长罗南辉骁勇善战，1936年会宁会师前夕遭敌机轰炸牺牲；杨克明后来担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，最终血染高台。

蒋琼林、冉南轩等师长都在肃反中含冤离世，只有99师师长王波幸存下来，见证了整支部队的起落兴衰。

红33军没有显赫的传奇故事，只有千千万万普通川东儿女的赤诚坚守。他们原本是田间劳作的百姓，为反抗压迫拿起武器，走过起义、重建、建军、血战、长征的漫漫长路。

番号虽然已经消散，但川东英烈铸就的军魂，永远留在巴蜀大地，被后人铭记缅怀。